被视为身体残缺的「怪物」,于是宦官向製造他们的社会发起复仇

宦官向製造他们的社会发起复仇

在唐朝晚期,皇帝只是坐在龙椅上的权力象徵,而难以登堂入室的宦官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背后人物。晚唐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宦官擅权干政、祸乱天下的故事连环画,而其荒唐程度也超乎想像。

唐僖宗一朝,宦官田令孜居中用事,导致京师两次战乱、皇帝两次出逃。唐昭宗即位,宦官杨复恭与有功焉,竟把皇帝视为自己的「门生」,后来皇帝黜退杨复恭,他竟然在私人信件中抱怨说:「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自诩为「定策国老」,而且大有责骂皇帝忘恩负义的意思,其妄自尊大、野心膨胀竟至于此!

然而,宦官再飞扬跋扈也无法像勋臣宿将那样在位极人臣之后可以黄袍加身、废君自立。皇帝宠任宦官也正是因为看準宦官不能自立门户,现在皇帝终于品尝到自己酿下的苦酒,宦官确实因为生理缺陷不能篡位,但是他们为稳固权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迫害功臣、伤害贤良、破坏制度,让皇帝饱尝屈辱,让朝纲紊乱。

更何况,宦官向来是社会的边缘人,士林阶层更视之为身体残缺的「怪物」。他们既受到身体摧残,又饱受心理折磨,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心存仇恨,一旦窃居高位、出人头地,就会以洩愤式的报复表达心中郁积的仇恨。社会法则导致了他们的不完整,权力法则又促成了他们的得势,最后,这些宦官会以复仇的方式向製造他们的社会发起进攻。

晚期的唐朝已经完全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宦官对皇帝的废立简直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唐昭宗后期,宰相崔胤排摈宦官,而禁军中尉刘季述竟「矫诏以皇太子监国,遂废昭宗」。在缺少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宦官居然将一国之君擅自圈禁起来,并历数皇帝的过失,如「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这样轻率的理由,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唐朝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到了不改朝换代就无以革除宦官的膏肓之地。刘季述擅自废立皇帝,激怒了朝中大臣和在外藩将,在诸侯混战中迅速崛起的朱温趁机劫掠皇帝。崔胤同样意识到诛戮宦官正当其时,上书极言其罪,「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崔胤还建议朝廷「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

于是,「诸司宦官百余人,及随驾凤翔群小又二百余人,一时斩首于内侍省,血流涂地」,大规模的屠杀和满地的鲜血,标誌着宦官专权的彻底结束,自此京城再无宦官,只不过「崔胤虽复仇快志,国祚旋亦覆亡」。

宦官们一死,人心大快,朝野相庆,但是皇帝也失去了最后的存在基础。宦官无论怎样紊乱朝政也不可能做到「彼可取而代之」,他们还需要借助皇帝的名义,维护皇帝的存在。但是朱温起兵草莽、志存轩辕,不像宦官空有篡位实权,却无篡位野心,所以朱温做到了宦官不能做到的事——终结大唐,僭位称帝。

宦官专权源于皇权不安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过这样一段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古。」哲学中的辩证法同样道出了权力的本质特性。雄与雌孰强孰弱?自然是雄强而雌弱,但只要懂得「守其雌」就能实现「守弱曰强」的逆转。换成现代语言来说,所谓优势劣势、强者弱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恒久状态,很多时候,劣势会变成优势,弱者会变成强者,恰恰是宦官的缺陷成就了他们的权力。

唐朝宦官群体的相继崛起,毫无疑问是权力辩证法的生动注脚。正是生理缺陷为他们的权力之路开闢了康庄大道,阉割只是毁灭了他们的男性身体,却完整地重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霍仙鸣、王守澄、仇士良、刘季述⋯⋯宦官群体就像是如影随形的幽灵一样紧紧地攫住了中晚唐的政治咽喉,遍布于唐朝每一个苟延残喘的时间单元,直到耗尽了这个伟大王朝的最后一丝气血,败坏了这个王朝的最后一点儿道德感召力。皇帝宠信宦官就像吸食鸦片一般,明知道会上瘾却仍然沉溺其中,这是因为宦官的生理缺陷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对强者保持警惕,对弱者疏于提防,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会把朝中大臣看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对于宦官,皇帝向来视如草芥、呼为家奴,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因此对他们能够放鬆警惕、敞开心扉、吐露衷肠。高力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唐玄宗李隆基的私人事务,他能在皇帝与情人打情骂俏时探知皇帝的微妙心情,也能在皇帝不知立谁为太子时揣知皇帝的内心偏好。对帝王而言,国事即家事,私务亦公务,唐玄宗也会把私人的亲密关係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成就了高力士的辉煌。

然而,私交甚笃只能为皇帝与宦官提供短暂的亲密期,他们对朝廷功臣的共同猜忌才是维持二者之间长期信任的根本因素。皇帝猜忌功臣是因为皇帝把功臣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害怕功臣一旦坐大就能取帝位而自为,而宦官猜忌功臣,则是出于专宠固位的考虑。

宦官在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政治体系中蹑居高位,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而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宦官,更能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压力。他们的权力来路不正,自然会对通过合法程序,凭藉立功立德而身居高位的大臣心生厌恶。千百年来,士林与宦官向来彼此鄙夷、势同水火。没有什幺比共同的敌人更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面对功臣——这个共同的敌人,皇帝与宦官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

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围攻安禄山的残余势力之时,皇帝明知军队没有统帅就没有战斗力,却仍然不置统帅,竟让大字不识的宦官鱼朝恩作为「观军容使」凌驾于各位屡建奇功的将军之上。诏令一出,即已表明皇帝对将领的不信任,而对宦官的倚重则无所保留。朝廷将领既然受到朝廷的怀疑,本就说明朝廷正式的制度运转已经失效,而皇帝派出宦官则是使用个人化的因素来进行弥补。这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由于担心大权旁落,从而对正式的制度运转缺少信任,转而以更为个人化的因素取代正式制度。

于是,中国古代的制度变迁虽然複杂,但是有一个脉络分外清晰,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与帝王私人关係更亲密的人手中。毋庸赘言,在中晚唐的剧情中,这个角色由宦官承担。秦朝时设置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力;汉朝时,皇帝担心太阿倒持,于是把信任缩小到朝夕共处的内臣;东汉光武帝时,将宰相崇以虚名、实夺其权,而把宰相权力分配给皇宫内府的台省,所谓「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对此,着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有一段精采的评论:

按照这一逻辑,三公不如台阁亲近,尚书不如中书亲近,中书又不如宦官亲近,于是,只要皇帝对其他人掌握权力存有猜忌,就只能把信任範围日益缩小,直至缩小到自己的私人圈子,如果还不能放心,就只好把信任锁定在宦官身上。在皇帝对他人掌权缺少基本信任的极端情况下,皇帝的信任範围将只剩下宦官这个朝夕相处的影子,这还是因为宦官的生理缺陷使皇帝不用担心他们能够取代自己、自立门户。

可以说,皇帝对宦官的信任源于对大臣的猜忌,对正式制度的不信任,而宦官本身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他们是一种病态的信任关係。这是在正式制度无法运转、真正的信任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以宦官的生理缺陷来缓解皇帝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填补信任的空白。然而,病态的关係只能导致信任更加稀缺、猜忌更加严重,直到宦官挥霍掉皇室最后一丝威信。朝廷造成宦官群体不完整的身体、畸形的存在、扭曲的心态,朝廷也只能自食其果。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忠于记叙,评论不多,感慨更少,而在宦官一节,司马光写了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议论,可见对此厌恶之深、警惕之严。然而,司马光思考的深度仅仅止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的技术层面。人主对大臣心存猜忌,不与宦官谋议政事而与谁谋之?司马光不会明白,宦官专权源于皇权的猜忌与不安,只要皇帝还心存猜忌,权力就会向皇帝的身边人集中,正式制度就会衰败,私人关係就会胜出,而宦官专权只是其极端表现形式。明代的宦官专权更甚于中晚唐,就是明证。

宦官人数之众,其间岂无贤者?高力士竭忠事上,杨复光大义讨贼,都有令人为之动容的精采瞬间。高力士晚年遭到流放,离开朝夕相处的唐玄宗,后来在赦免归来的途中听说唐玄宗驾崩,「北望号恸,呕血而卒」,其心真切,其情可哀。然而,个人的品行不能改变群体的特性与权力的法则。是皇权对其他男性的排斥导致了宦官的身体残缺;是皇权的深层不安造就了宦官的畸形崛起,而宦官也只有拿起屠刀向着造就他们的这个制度进行快意复仇。

宦官与士大夫似乎总是水火不容,士大夫对宦官嗤之以鼻,而宦官对士大夫也充满仇恨。在中晚唐的政治形态中,士大夫的表现实在无法引起宦官发自内心的敬仰,士大夫本应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品格与操守,但在中晚唐时期他们却纷纷把「朋党」作为最高归宿。于是,以李德裕与牛僧孺为代表的两派将拉开长达四十多年的朋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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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历史不糊涂:从唐太宗到黄巢,这些名人很有事!他们心里都住了一个阿飘》,联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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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拯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令后人永远景仰的朝代,一汉一唐。其中,唐代在各方面成就之辉煌灿烂,尤其令人心生嚮往。然而你是否曾经疑惑过:为何即使是这样壮阔的唐代,也不曾摆脱治乱交替、自我毁灭再重建的循环?

历史无形无影,却并非没有脑袋。相反地,历史从不糊涂,也绝不打瞌睡,古代的帝王将相们稍有懈怠,它都了然于心,任何人都别想蒙混过关。因此本书以亲切的类比佐以简明的解说,择选有唐一代的十四个人物或政治群体,企图从他们与唐代命运起伏息息相关的人生中,看出一些端倪:

中国的官僚体系注定了官员只是皇帝的代理人,两者的利益永远不会一致,就像员工帮老闆赚钱,和老闆的利益却从来不会一致一样。然而这种不一致会造成什幺问题?唐末的黄巢之乱历来被认为是使唐朝元气大伤的事件,但本书说这只能算是一群饥饿的难民走遍天下觅食的旅程,真正扮猪吃老虎的另有其人;宦官得势与名将被黜,反映的不仅仅是皇帝的贤明与否,而是皇权的绝对性在帝王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

全书十四个人物或群体环环相扣,展开了一幅亲切的唐代画卷。其中有对历史片段的回眸与凝望,更有周始循环的历史所呈现出的教训与启示。

被视为身体残缺的「怪物」,于是宦官向製造他们的社会发起复仇